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点。然而对和平红利的期望却被证实是徒劳的。
自东西方两大阵营结束对峙以来，世界的战火未曾有一天停歇。从乌克兰流出的画面满目疮痍，但这也只是近期震撼我们的事件罢了。对于所有曾误以为我们已身处和平的人来说，这些事件也证明了：这个世界依旧如此暴力。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大约一百年前出版了小说《西线无战事》。他以一种远超任何电视图像的深刻性再现了武装冲突的恐怖，揭示了战争蚕食人性及最终将灾难变为日常的过程。小说结尾，当主角保罗·博伊默尔于战壕中阵亡之时，我们读到了那句简短的尾声：西线无战事。
任何人，只要他不是对如今发生在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和也门的恐怖事件视而不见，他都应该知道，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而言，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十分遥远。2021年，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中心（Heidelber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确认了世界范围内的204桩暴力冲突，包括20场全面战争和20场“局部战争”，其中一些战争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些冲突的目的并不总在于凭借军事手段巩固国际地位。触发冲突的往往是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种族歧视或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它们在军火生意的推波助澜之下升级为武装对抗。
然而，冲突也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化解，德国图书市场上出现的许多新作论证了这一点。在作家玛琳·斯特雷鲁维茨（Marlene Streeruwitz）看来，冲突背后存在一个特定的关键性因素。在其慷慨陈词的《反争手册》（Handbuch gegen den Krieg）中，斯特雷鲁维茨呼吁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改造占据统治地位的父权社会结构，并坚定地拒绝男性的主导地位。
以平等取代独立
假如你仔细观察，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如今全球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的背后是社会不平等的急速加剧。由经济因素驱动的全球化令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差距。
卡琳·菲舍尔（Karin Fischer）和玛格丽特·格兰德娜（Margarete Grandner）在其编纂的书籍《全球性的不平等》（Globale Ungleichheit）中针对这种不平等的复杂成因发表了宝贵见解。在许多事件中，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被用来为现存的不平等正名。这类意识形态可以追溯至奴隶时期、殖民时期，正如海克·拉斐尔-埃尔南德斯（Heike Raphael-Hernandez）在她的新作《德国和奴隶》（Deutschland und die Sklaverei）中所写的那样。
脱缰的市场令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过去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已被另一种压迫所取代，而后者的糟糕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对原材料不计后果的开发、持续的盗用土地以及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在摧毁生存的根基，并且这一趋势正在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加速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移居他乡，以期为自己或家人谋求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们迁居大城市的贫民窟或露宿于难民营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成功抵达欧洲或美国。目前有十五亿人居住在贫民区（这几乎占据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就挤在那些普遍缺乏法律管束的地方。
行动中的集体（Kollektive in Aktion）以他们具有启发性的作品《世界就是我们》（Die Welt sind wir）表明：即使前路艰辛，人类仍然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强调了共有物品、因地制宜的科技和资源节约型农业文化对发展一种可持续的、积极的和平的意义。
以相互理解取代孤立主义
认知和行动很少能携手并进，这是我们时代的悖论之一。我们知道我们正迫切地需要改变方向，可我们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峰会，却从未采取任何真正的行动。政客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解决危机，而是如何管理危机。通过在整体上发展鼓励参与的社会经济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理念（这也是联合国创立之初的准则）已让位于以维持现状为主要目标的政治，不管这种政治有多么不平等。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作家们正在接手政治未能完成的任务，并思考可行的解决方案。托比亚斯·邦德（Tobias Bunde）和本尼迪克特·法兰克（Benedikt Franke）在他们的新书《外交的艺术》（Kunst der Diplomatie）中所做的就是这一点：他们不仅讲述了国际政坛的幕后故事，还强调了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孤立主义政策、隔离墙和军事化的边境管制无法遏制全球激增的暴力隐患。只要被视为问题的仍是"移民们"，而不是迫使人们移民的因素，世界就会持续动荡。真正该谴责的不是对共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是我们只能通过牺牲他人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事实。卢卡斯·盖斯勒（Lukas Geisler）在《开放的社会》（Die Willkommensgesellschaft）中为我们展现了另外的可能性。他报道了那些公民社会中的倡议行动、倡议项目和群体，他们正在为了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而奋斗。
如果我们不将更大的开放性视为目标，那么留给我们的就只有孤立主义。而这就会导致暴力：一种同样会反噬自身的暴力。我们常常能在这类漩涡的终点听见有人在呼吁采取那个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手段：军事手段。
以政治解决方案代替军事扩张
战争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工具，你无法随便地拿起或放下它，以实现你的某个目的。被摧毁的桥梁可以被重建，但战争造成的情感创伤和社会损害则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抵御外侮无疑是合法的。并且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声援受害者也是正确的。当援助和军事援助被用来弥补缺位的政治解决方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如果外交政策的未来注定是女权主义的，正如克里斯蒂娜·伦茨（Kristina Lunz）的书《外交政策的未来是女权主义的》（Die Zukunft der Außenpolitik ist feministisch）所认为的那样, 那么，我们也需要为那些正在对抗父权制的女性提供具体的支持，比如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地区就存在这样的女性。
并不构筑在军事优势之上，而在公平之上，因此它也构筑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之上，即：虽然他们的文化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追求在自由和团结中有尊严地生活。沃尔夫冈·卡勒克（Wolfgang Kaleck）在其论文《人权的具体乌托邦》（Die konkrete Utopie der Menschenrechte）中指出，即使这个世界多灾多难，我们也应该继续保持乐观。这部作品是一封绝佳的邀请函，它邀请我们以一种自省且自觉的方式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不仅为了我们自身的权利，也为了其他每个人的权利。
本文作者：托马斯·格鲍尔（Thomas Gebauer），作家，人权和国际援助医疗组织（medico International）的长期负责人。1991年他参与发起了国际扫除地雷运动，该运动在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