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一场以独特方式影响出版行业的辩论
2022-06-15






















本文作者Tobias Voss,曾任法兰克福书展副总裁,现为法兰克福书展顾问。


上次在最喜爱的一间书店里,无意间有个意外发现。同往常那样,新近德语和外文作品被陈列在专门的桌子上。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了当下在德国文艺圈内备受热议的小说和故事及一些其他推荐书刊。而最新发行的平装书则被摆放在门边另一张较小的桌子上。像这样将各类书籍“混搭”在一起的陈列风格,令我起初难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


一场以独特方式影响出版行业的辩论

近距离端详,我发现桌子上的书皆为有色人种作家的新书。反感与恼怒向我袭来:一张桌上摆着白人作家的书,另一张桌上则放着有色人种作家的书。我即刻联想到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画面:一些座位上标记着“白人专座”,而另一些座位则标记着“黑人专座”。我不敢相信,心里暗想:“我的”书店向来那么井井有条、员工热情洋溢、知识丰富以及书刊都经过精心挑选,竟然在采用一套与我所鄙夷的族群组织系统高度雷同的书籍挑选机制?


当然,我很清楚,书店的初衷是善意的。这种书籍陈列方式的出发点是为了引起读者对有色人种作者的关注。但我依旧无法驱赶消解我的抵触情绪,且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项举措的不妥。


这个日常中的小插曲已然使我们陷入了一场社会政治冲突当中。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这场冲突成为引发公众热议的辩题:即“身份政治”。


这场辩论涉及的社会冲突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性别关系不平等、性少数群体的差别待遇、有色人种融入等,涉及到白人特权及对其他文化和文化习俗的认可,并提出了统治和压迫的问题。论争质疑启蒙价值观的有效性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并关注仍在持续发挥影响的欧洲帝国殖民主义。贯穿所有这些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多样化的议题的主线为其语言基础。


这场论战中,战线分明。双方论点往往如同弹丸一般不停来回弹射。许多情况下,相互猜忌的程度甚至远超人们对论战本身高度争辩性的期望。论点陈述中被挑出争议词汇并受到抨击,观点的对立有时转变为真正的敌意。


这种深度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无疑在于,被要求改变原语用结构对任一个体生活的巨大干预。每一句表述几乎都成了支持某一方或另一方的宣言,而不管说话者是否本意如此。以军事来打比方:当语言成为一个战场时,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分界线就会消失;每个人都使用语言,因而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


由于战线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得以显现,图书和出版业不可避免地以其特有的方式受到这场辩论的影响。这个行业不再处于信息提供者的位置,提供一系列关于上述所有主题的从不同视角写作而成的书籍,并为公共话语注入养料。此类传统意义上扮演的角色如今都不复存在。现今,许多人将其它在语言层面上与二者中的一方结盟视作“站队”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机构就性别敏感问题向出版社提出建议,并对稿件进行相应修改;某些作者在其出版物的注释中,为面对不知姓名身份的读者潜在的无意冒犯而预先道歉。酷儿活动家Patsy L’Amour laLove出版的文集《咬人反射:酷儿行动主义、专制欲及言论禁止批判》(Beißreflexe. Kritik an queerem Aktivismus, autoritären Sehnsüchten, Sprechverboten)因为内容原因被禁止在柏林克鲁兹堡的一个酷儿书展上展出,导致若干出版商退展。


“你来自哪里?”

法兰克福书展“我是谁?(What Am I?)”专题聚焦当前议题的争议性方面。Mohamed Amjahid在其个人叙述《白色的污点》(Der weiße Fleck)中,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描述了他身为摩洛哥客籍劳工之子每日不得不面对的种族主义。


Alice Hasters (作品《白人不情愿听到但应知晓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一切》 ) 与Noah Sow(作品 《德国黑与白:日常种族主义》 )是年轻一辈的两位热血代表,在这场辩论中各自提出了清晰明确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你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本身源自种族主义,即使说话者本人并无此意。我们经常听到白人触摸有色人种的头发类似的行为——看似出于欣羡,但往往未经询问。作者认为,这也是根植于种族主义:超越个人意图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种族主义出口》 (Exit Racism)的作者Tupoka Ogette在书中编写了一部关于如何以反种族主义方式进行思考的指导手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手册。Ogette本人是一名研讨会负责人及反种族主义培训师,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并将受众群体明确定位为白人。


艺术史学家Jörg Scheller通过其《阴影中的身份》 (Identität im Zwielicht)一书,试图穿行于论战的两条前线间,而非畏缩在战壕内。他强调了身份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只要它仍然是描述性的,而并非开始以“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的方式设定静态本质。


显而易见,后殖民身份辩论不仅向个人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提出了疑问,而且特别是针对每种艺术形式都缓缓打上了问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记者和艺术评论家Hanno Rauterberg借由其文章《艺术有多自由?》 (Wie frei ist die Kunst?),发出了“普天之下艺术皆自由”的热切呼喊。


反种族主义思想可习得

《后殖民理论》(Postkoloniale Theorie)这一作品现已两次再版,其目标读者为学界人士。学者Maria do Mar Castro Varela和Nikita Dhawan的此项研究着眼于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分别于1978、1988及1994年发表的后殖民理论奠基文本,并结合当前形势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作家Mithu M. Sanyal的小说《我是谁》 (Identitti)吸引了广大读者,并入围2021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书中,一个有色人种人物——一名后殖民研究教授,无可争议的学科带头人——撒下了弥天大谎。萨拉斯瓦蒂教授并不像她对外声称的那样是一名真正的有色人种——她实际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白人女性!这一书名出现在这样一篇主题争议如此纷繁复杂的文章结尾并非巧合。作家Alina Bronsky在其《身份认定》书评中写道:“这部作品以一种无情的诙谐探寻身份,没有任何人事物可幸免。来阅读它吧,来获得一些智慧,来美化一下心境”。



文章原载于法兰克福杂志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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