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ankfurter Buchmesse/Jona Ratermann
法兰克福书展已经走过非同寻常的两个年头。以下是对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Juergen Boos）的采访，话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工作的展开、2022年的计划以及翻译的意义。
过去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颇为特殊，您如何看待这两年？
过去两年的每一天都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在疫情暴发的第一年，我们满心期待，希望一切能够早日恢复正常。虽然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并行推进的模式进行了尝试，但还是希望最好只有这一年特殊才好。总的来说，计划的高度不确定性给法兰克福书展团队带来过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也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和文学界所有自负盈亏并需要资助的个体一样，我们也积累了不少申请资金援助的经验，过去两年获得了巨大支持，并在数字领域结识了不少有意思的人。此外，很高兴看到过去两年图书行业整体表现良好，尤其是童书和青少年图书的势头甚至有所增长。最近，我和一些西班牙同行交谈，得知他们之前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调研，结果表明：通常不怎么爱读书的青春期男孩子们，如今也比从前更经常进行阅读。数字产品的过度供给显然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看书，并且不是看电子书，而是纸质书。我觉得，这样的变化令人颇为振奋。
刚才提到在数字领域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请问您在线上空间都结识了哪些平时不会遇到的人？
法兰克福书展有一个线上活动品牌“法兰克福庭院”（The Hof），是以真正的法兰克福庭院酒店命名的，那里历来都是书展的客人和参展者重要的聚会场所。我们尝试以虚拟方式复刻实体空间，在线上聆听现场音乐，进行冥想，或者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组讨论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虚拟空间创造颇为有趣的邂逅。如此一来，阿根廷的年轻独立出版人能够与东南亚的文学创作者交流。而我本人也参加过，身在其中，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经历。
线上模式有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很难为线上活动定价并从中盈利。人们通常愿意花钱去现场看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等知名作家，这在虚拟空间却不怎么行得通，因为线上的活动远远供过于求，而且油管等平台的用户也并不习惯为内容付费。此外，如今出现了某种趋势，形式越特别、越小众，就越容易成功，而要进行交流互动的模式却压根走不通这条道路。
据说航空业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书展预计大概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至疫情前的规模？
我想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11月底在希腊举办的塞萨洛尼基书展上，德语文学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此前，我也参加了墨西哥西班牙语区规模最大的瓜达拉哈拉书展。参加这两个书展的人数都很多，瓜达拉哈拉书展甚至超过十万人。当然，那里也有相应的防疫限制和要求。法兰克福书展也会继续遵照防疫安全的要求，但在经历了两年的线上活动之后，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线下面对面的重要性。读者们十分渴望与作家进行互动，因此未来我们将更以读者的需求出发，为作家和读者营造更多的见面机会。
今年的书展因为新右翼出版商的争议而蒙上了阴影，您能理解作家亚斯米娜·库恩克（Jasmina Kuhnke）的顾虑吗？
库恩克女士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非常遗憾她最终决定取消参加书展。为法兰克福书展保驾护航的是一套成熟的安保方案。对于那些面临更高安全风险的人士，书展打造了量身定制的方案。书展前期，我们也与库恩克女士的管理团队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沟通。但是安全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不会因为这些准备而改变。法兰克福书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书展具有垄断地位，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无故拒绝市场参与者参加。作为平台，书展境况特殊，即便有些参展商的出版物和价值观是我们坚决抵制的，也无权拒绝他们参展。
得考虑到，多年以来法兰克福书展始终是不同政治主张辩论的舞台，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多样的世界，我们力图在书展上一一呈现。书展被许多作家视为安全的避风港，在这方面有着绝对特殊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书展的国际化逐年攀上新的高度。我刚从墨西哥回来，去年墨西哥有许多的记者和作家受到生命威胁甚至被谋杀，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无一能比。这也是那里书展上讨论的话题，但人们谈论得十分小心翼翼，而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就截然不同。
您觉得法兰克福书展有政治性吗？
书展和书籍本身就是带有政治性的，这别无选择。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保护出版，即“出版自由”。此外，文化工作者必须能够在公共场合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法兰克福书展展示了文学作品的多样形式，翻译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们将在未来几年聚焦翻译主题。法兰克福书展，乃至普遍整个图书行业，都与翻译息息相关。诸如翻译的政治正确性等也是与我们切身相关、时刻被关注的争议话题。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工作的意义就越来越重要。话说回来，翻译资助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书展的重点之一。
书展上有来自文学界各种各样的从业者，译者会淹没其中吗？
译者对我们而言一直很重要。“主宾国项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翻译资助计划之一，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版权贸易和翻译的促进。主宾国为自身亮相量身定制资助计划，比如加拿大就资助了145部加拿大作家的作品，帮助其翻译为德语出版。除此之外，即便没有获得资助，由于主宾国亮相会带来海量关注，也有许多出版社会抓住机会出版该国作家的作品。以加拿大担任书展主宾国为例，德语市场就有165 家出版社推出了400多本加拿大作家的新书。译者的推荐也常常被出版社所采纳，仅此就能看出译者在图书行业里的重要性，也能看出翻译这个主题已然是并且未来也必须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核心组成部分。
让译者被发现被看见，这是图书行业的一个重要主题。“译者中心”以译者为重点，几年前与“国际中心”合并，之后便不时因为活动太少，译者展示舞台受限而遭到诟病。
我们正在重新定位，在数字领域也是如此，希望译者之间能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对译者驻留计划提供支持等。法兰克福书展也是欧洲范围内译者网络“欧洲文学翻译网”（ENLIT）的共同发起者和主要资助方。目前我正在与瑞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商谈策划建立联盟，以促成共同承担翻译资金一事。除此之外，书展也支持“人文国际”计划，积极推动将人文社科领域的作品翻译为英语。
也就是说，有将译者置于核心位置的想法，但是因为资金问题未能如愿？
不，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多，也还有更多的资金在路上。为了让很多事情得到更多的关注，必须开拓崭新的道路。未来的主宾国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的翻译资助计划通常必须在主宾国亮相的2-3年前就开始启动。
您开创了一个新的资助项目，一共20 位德语新生代译者可以参与其中。该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明年还会继续推进吗？
法兰克福译者奖学金初步取得了十分令人欣喜的结果，很短的时间内一共收到100 多份申请。对于刚刚起步的译者而言，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如何拥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与委托翻译任务的出版社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书展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将译者与那些和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和机构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众多出版国际作家作品的德国出版社，涵盖所有文学体裁（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图书、诗歌、漫画与图像小说、剧本、纪实文学以及散文），也囊括各种语言。这也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所在。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推进，也已就该项目再度开始了商谈。2021年，在德国翻译促进会（Deutscher Übersetzerfonds）的帮助下，此项目得到德国“重启文化”（NEUSTART KULTUR）基金的大力资助。我们因此也很期待新一任文化国务部长将会带来何种新气象。在我看来，近年来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译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书展也乐于推动诸如刚刚提到的译者驻留计划，让更多的译者有机会在翻译的语言所在国逗留几个月，完成翻译项目。
今年有哪些译著让您印象深刻？
我常常长时间在外旅行，所以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书。举例来说，我喜欢读马凌云（Ling Ma）的小说《纽约幽灵》（New York Ghost， CulturBooks出版社），译者是佐伊·贝克（Zoë Beck）。还有加拿大作家达尼·拉费里埃（Dany Laferrière）的小说《我是日本作家》（Ich bin ein japanischer Schriftsteller, Wunderhorn出版社），贝雅特·蒂尔（Beate Thill）的译文征服了我。
西班牙是明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有哪些值得期待之处？
西班牙现在已经蓄势待发。在墨西哥书展的西班牙展台上，到处都是“创意无限——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西班牙”的醒目标识。翻译资助计划也已经开展了一年多，资金充足。西班牙甚至都等不到明年 10 月书展召开的那5天，现在就已经派送作家前往德国，参加莱比锡、柏林或是“科隆文学节”的活动。作为主宾国，西班牙2022年也将会继续浓墨重彩地展示自己的文学与文化。对于我而言，书展的核心毫无疑问是国际文学，就政治意义而言，倾听不同的声音也弥足重要。因此，译者应该站在更容易被看见的位置，翻译的政治维度也应更多被关注。
采访人：朱莉娅·罗舍（Julia Rosche）、汉妮·威斯纳（Hanne Wiesner）
原文参见翻译文学杂志TraLaLit网站： Wir werden Übersetzungen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en